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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研究综述
发布日期: 2019-05-23 访问次数: 字号:[ ]

纵观国内学者对“大变局”的认识和分析,主要的观点和看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国家间加速权力再分配的国际权力结构的“大变局”。国内文章普遍认为,世界多极化发展使得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呈现了“东升西降”“新升老降”的趋势,西方国家出现了严重的国内矛盾和危机。当今世界主要力量呈现为“一超六强”,其分别属于三个层级:第一层级仍是美国,第二层级包括中国、欧盟、俄罗斯,第三层级为“脱欧”后的英国、日本、印度。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中国的表现尤其惊艳,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按照PPP值(平均购买力)计算超过了美国,这是自1870年以来美国经济总量首次被其他大国超越。中国在IMF改革受阻的背景下成立了亚投行,削弱了美国主导的IMF、世界银行等组织的作用,“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密切程度显著提高,对于西方的保守派来说,一个如此强大的中国是不可接受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其2018年12月发表的《未来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战略选择》课题报告中预测,到2035年发展中国家的GDP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的比重接近60%,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将从欧美转移到亚洲,并外溢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第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世界战略格局正在出现重大调整进程中的全球秩序“大变局”。国内的分析高度一致地认为,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秩序正在出现“碎片化”的特点。美国在显著减少自己作为“世界警察”的海外干涉行动,其内政和外交出现了明显的“内视化”趋势;欧盟面临英国脱欧的重大挑战,欧盟未来的存在被前所未有地打上了问号。与此同时,因为身份认同产生了偏差,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浪潮兴起,呼吁大幅度削减中东和北非难民、主张维护西方民族国家利益的右翼势力迅速壮大。美国和欧洲的“白人民族主义”势力日趋活跃。有学者认为财富权力的转移导致了西方国家目前面临的矛盾。二战以来,美欧等西方国家竭力倡导的以自由、平等和人权为保障的世界政治秩序正在超越传统的东西方之间的对峙和抗争,有可能演变成为以宗教、种族和传统为基础的全球社会性对抗。这一趋势一旦确立,不仅西方在二战后主导的自由国际主义将面临崩溃,应对各种国际挑战所创建的已有国际规则、制度、机制也将进一步调整和变化。国际关系正在进入一个以再全球化、再意识形态化、再国家化为特点的新的周期。

第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国际力量多元化过去30年来引发的全球治理结构的“大变局”。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商品流通、人员与资本流动,形成了囊括越来越多国家的产业链。经济全球化也是一把“双刃剑”,“反全球化”的趋势反映了全球化给不同国家内部的利益诉求带来了重大冲击;与此同时,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自我意识增强,第三世界的国内求变进程加速,国际关系的全球化、多极化和多元化的主张和声音不断加强。世界需要在完善经济全球化、降低全球化负面影响的同时,容纳多级政治生态和多元政治势力,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空前的挑战。陆克文认为中国非常清楚当前大部分多边体系的功能失调、全球治理体制的改革并非偶然,它反映了中国希望在多边机构中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以便将其重新定位在与中国“核心国家利益”更加一致的方向上。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积极倡导通过补充、修改和变革措施,完善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机制,而不是推翻旧秩序。但面对西方国家在各种国际治理机制中的强势地位,这一变革进程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第四,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重塑世界,正在带来人类经济活动、生活方式和国家间竞争形态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科技革新的推动下,人类正在走向第四次工业革命。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其主要特点是:多种重大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科技成果转化速度明显加快,产业组织形式和产业链条更具垄断性。世界主要国家都加大了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的投资研发。世界科技格局正在经历南北国家大变迁,1990年97.1%的专利由北方国家申请,到2015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专利申请国,占世界总量比重达到46.8%,带动整个南方国家在专利申请量占世界总量比重上超过北方国家。中国已经在无人机、互联网、云计算、生物医药、分享经济等方面取得了领先世界的成果。然而,中国在某些领域还存在严重的短板,例如,在原发性创新以及核心技术等方面。美国对中国科技发展极其敏感,对中国的技术发展进行全力封锁,例如,华为和中兴作为中国科技企业走出去的代表,在技术创新成熟的情况下,屡屡遭到部分国家的抵制,但对于苹果公司的后台监控使用“双重标准”。科技能力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更上升为大国竞争的主战场。

“大变局”下中国如何抓住机遇

世界形势变化的基本内容主要涉及秩序、发展与社会等方面:秩序,主要包括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地区与国际机制等;发展,主要是指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以及推动增长与进步的机制;社会,主要是指人口、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思想的变迁等。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围绕中国如何抓住战略机遇期,国内学者从中国的制度优势、战略策略、全球治理、外交政策等方面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制度优势方面,杨光斌提出在“大变局”背景下对中国自身制度需要有进一步认识,中国的制度优势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权威、民主、法治的统一,二是中国在体制吸纳力、制度整合力和政策执行力三个维度具有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他认为如何处理好财富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张力是中国党和政府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难题。胡鞍钢认为,中国在大变局中为世界提供了八个方面的机遇,分别是市场、旅客数量、科技与品牌创新、绿色能源消费合作、对外投资、对外发展援助、中国的全球治理方案以及和平外交,中国在未来面临国内主要矛盾转化、国际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突出的挑战时,能够利用独特的制度优势,充分利用战略机遇期。

在战略策略方面,刘贞晔提出了三方面战略:第一,保持战略定力,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基和决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犯方向性错误;第二,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学习和吸收借鉴先进经验,坚持和平、发展与合作的外交路线,是改革开放的宝贵成功经验,我们必须坚持多边主义和互利共赢的外交合作道路;第三,积极推动中国的新一轮工业化进程,必须抓住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推进传统制造业工业化的巨大历史机遇。王义桅认为,战略机遇期的主要矛盾是中国内部不断进行的改革与开放进程(谋势而上)同动能日渐衰落的全球化进程(顺势而为),次要矛盾是中国寻求建立新型国家关系的意愿与美国维护霸权地位的战略竞争态度,中国应该在新技术研发和产业应用上弯道超车,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充分发挥中国的市场优势。杜庆昊认为,中国应该坚持稳中求进,保持战略定力,推动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坚持底线思维,补齐发展短板,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坚持改革开放,开拓发展空间,在谋取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在全球治理方面,刘雪莲认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的主体性动力主要源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以及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发展总体目标的追求;制度性动力来源于中国在全球治理的制度化建设中从“参与者”向“引领者”的转变有利于制度性公共产品的保护;国家治理动力来源于国家能力的提升和大国责任;理念动力来源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赵可金认为,中国在大变局中有三个角色,一是坚决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的存量巩固角色,二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增量改革角色,三是倡导普遍的全球共同价值观体系的智慧创新角色。蔡拓则认为,大变局的症结在于非理性,中国需要坚定不移推进全球化、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理性对待中美关系的新变化、深化改革开放和国家治理。蔡翠红认为,网络空间崛起是全球大变局的重要驱动力,网络空间是政治多极化的重要因素、社会信息化的根本原因,全球大变局时代的网络空间治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变革可能性,中国应该充分利用自身市场基础、技术创新、治理理念以及话语权等多方面的优势推动网络空间治理的创新。

在外交政策方面,魏玲从体系秩序、国际制度以及理念规范的视角出发,提出如何找到并实现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正当定位、如何实现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共同演进,是“百年大变局”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陈向阳认为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中国应对“大变局”的方略,两个关键点是在“奋发有为”的同时仍需“韬光养晦”、维护并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同时强化风险预判与风险管理。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报告中强调了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应变的五点“中国方略”: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完善,坚定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与主要大国沟通对话与协调合作,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拓展与发展中国家互利合作;积极为妥善应对全球性挑战和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提供更多的中国方案;愿与各国携手合作、“同舟共济”,为促进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在具体处理与大国间关系方面,武心波认为,我们应该深入研究在此大变局下出现的“特朗普革命”的意义所在,对日本的两面性要有深刻的认识和充分的心理准备,关注日本与中国争夺世界领导权,防止日本再次企图用军事手段解决国际纠纷。陈永龙认为,中美关系是一对不可或缺的伙伴关系,管控分歧是漫漫旅途中的家常便饭,合作共赢是双方的不二选择,世界秩序的积极演化将由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引导。贾庆国认为,中美贸易摩擦促使中方加紧拓展和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比如与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中国会更关注其他市场,以对冲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问题。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坚持互利合作的同时,也应该重视企业不规范的做法、慎重考虑贷款风险。欧洲是当前国际变局中的稳定力量,习主席2019年首访选择意大利、摩纳哥和法国三国,不仅要为“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实现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的对接,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新动能,也将为区域内国家无论大小推进友好相处、合作共赢开辟新天地。

总体来看,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百年大变局下的中国与之前崛起的西方大国存在本质差异,因此只要中国保持定力、坚定自己的战略方向,可以避免类似于以大国间战争的形式进行的权力转移,大变局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大变局”的讨论要防止“把经念歪”

纵观近现代的世界历史,“百年”作为时间周期出现历史性重大变化是常态。例如,100年前的一战结束带来了欧洲政治版图的巨变,苏俄革命、美国开始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和全球治理的雏形——“国际联盟”开始运营,成为了上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突出实践。200年前,拿破仑战争结束后重建欧洲王朝秩序的“维也纳体系”,第二次美英战争后的美国真正赢得独立,以及英国殖民体系的全球化是那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要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探讨,需要超越简单的权力结构变革、世界秩序的调整、全球治理的变化和科技的进步,是需要分析和洞悉当历史开始接近二战结束100年后的2045年,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标志性事件成为这100年来世界政治经济变革最重要的成果。

目前国内有关“大变局”的争论更多地停留在世界政治的“结构性要素”。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国际关系行为体多元化影响深远复杂,以主权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正经历深刻转型。有的学者认为,“大变局”中也有五个“不变”: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不变,全球力量结构不变,民族国家的基础性地位不变,国内治理优先于全球治理不变,中国的历史任务和国际使命不变。但世界政治的结构性要素的作用,更深刻地体现在“进程性要素”的演变和展开。例如,民族国家肯定还是世界政治的主体,问题是,哪些民族国家会成为引领世界发展的新动力?世界秩序的规则会随着美国等主导型国家的外交变革而改变,问题是,未来的美国是将更多地受到制衡,还是依然可以常常挥舞单边主义的大棒?全球科技进步究竟是让美欧日少数国家(地区)继续掌握核心技术和主导全球产业链,还是核心技术的创新、应用和发展更加多元化?更重要的是,西方从二战以来一直处于军事和政治同盟框架之内。美国所主导的美日欧同盟体系是西方在全球力量结构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根本原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果真的能够改变和分化西方的同盟阵营,将是这一大变局进程中最大的变化。问题是,面对中国等国的崛起,面对今天美国内外政策的调整和国际秩序的“碎片化”,未来的技术革新和再全球化进程会真的导致西方同盟体系的分化吗?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分析,是考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思想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

为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能迷恋于国际权力结构今天出现的“东升西降”的基本态势,不是一味地“唱衰西方”,更不是简单地强调“新时代”的中国力量。中国的崛起,同样需要有坚定的盟友和伙伴。这是能够带来国际权力结构真正“大变局”的决定性变量。为此,我们需要耐心、眼光和更加成熟的战略。

西方媒体、学术界和政策界对中国“大战略”的解读十分抵触和消极。西方普遍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是中国为了不断扩大全球影响,甚至是要将发展中国家都变成中国的“势力范围”;“中国梦”是中国的“世界梦”,就是想取代美国的“老大”地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则是中国在畅想重回世界的权力巅峰,推行“中国治理下的世界和平”。中国崛起的势头越是积极,西方国家就越是会担心失去自身权力优势,对中国做大做强的战略牵制和制衡就会越明显。“大变局”的探讨,不能一味沉迷于国际体系内的权力再分配,更需要避免成为西方攻击中国的新靶子。“大变局”的讨论和思考,应该让全党同志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崛起和“大变局”中的中国未来,仍将是一个充满曲折和艰辛的过程。

“大变局”讨论:重在中国自己强身健体与世界共同成长

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战略论断合理、理性和清晰地分析和讨论,首先需要回归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原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高度重叠;中国的机遇与挑战并存,重要的是要“化危为机”,让中国赢得更好的发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讨论,将会进一步提升我们各方面工作的国际意识,加强对中国自身建设与世界潮流的融合并进。对今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有以下建议。

首先,“大变局”的讨论,不是重在“描述变化”,而应该重在适应变化、推动对中国有利的各种变化和有意识地去塑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变化。从二战后的世界政治的历史进程来看,我们还处在新百年变局的前期,出现了大变化的“前期综合征”,最突出的特征是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影响“大变局”的两个最重要因素是“发展范式转变”和新科技革命。为此,我们要加强研究,对外策略上仍然要保持低调,尽可能地让中国成为“大变局”“新变局”的受益者、建设者和贡献者。

其次,“大变局”的讨论,需要从紧密围绕中国如何抓住战略机遇期入手,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断充实我们的理论、政策和可实现的路径。例如,在处理中国周边关系、领土与权益争议等问题上,需要从历史、现实和中国阶段性的战略需要和战略利益这三个维度中去寻找“最大公约数”。为此,减少摩擦、凝聚共识、加强互利、实现共赢不是在“说”,更多地是在“做”。在处理复杂和严峻的中美关系时,要善于“缠斗”,更要善于“求变”。中国需要在大变局中抓住核心技术突破、提高教育重视程度、形成新科技革命话语权、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兼顾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供应。

最后,“大变局”的讨论,要切实抓好和抓实“两个统筹”,要从中国预防、管控和成功应对各种外部风险尤其是战略风险入手。大国崛起,不仅是荣光,更是挑战和压力。今天中国的发展事业,就是“两个统筹”——统筹国内建设和对外关系、统筹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大变局”客观上正在给我们带来历史性的考验和压力。中国在面临国内主要矛盾转化、国际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突出、西方国家对华全面竞争态势明显之际,更需要全面利用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和中国人民勤劳、坚毅与务实的特点,在新技术研发、国内营商环境发展和产业升级等问题上下功夫,继续保证全球市场对中国的开放,保证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上的位置,不断提高中国经济从重“量”到重“质”的稳定过渡,这都将是从中长期保证“大变局”中的“中国机遇”的关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是中国继续在风雨中前行的战略新开局。因此,抓住“大变局”,需要中国继续全面融入世界,坚持包容互鉴的原则,以善意和开放致力于国际体系的建设性改革,努力成为新世纪全球共同价值观体系的创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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